① 如何理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1、體:主體、本質;
2、用:由主體派生,為主體服務的表現形式。
3、中學:指中國傳統版文化,權特別是儒家的綱常名教;
4、西學:指西方的先進科技、文化、思想,主要指近代科學技術。
5、「中學為體」: 是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命運的根本。
6、「西學為用」: 是採用西方近代科技,仿效其教育、賦稅、武備等辦洋務,挽救清王朝。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指學習西方科技來鞏固清朝的封建統治。
②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質及作用
從實質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晚清士人在近代西潮沖擊下逐步形成的一個變革性共識,即中國傳統的政教模式已不適應當時的局勢,必須有所改變,有所革新;而既存思想或知識資源又不足以因應當下的變局,故變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學習西方。
③ 關於中國近代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教育措施 求大佬說說影響和時間
這只不過是清末張之洞提出來的理論,沒多大影響,也不存在教育措施。
④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底是馮桂芬提出的,還是張之洞
馮桂芬是晚清思想家、散文家,是改良主義之先驅人物。是他最早表達了洋版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權。但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說法最早出現在張之洞1898年發表的《勸學篇》中,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把它系統化、理論化,使它成為中國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所以一般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張之洞提出來的,這種思想在張之洞那兒成熟完備起來。
⑤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什麼意思啊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國近代有關中學與西學關系的命題。張之洞在《勸學篇·設學專》中提出,屬「中學為體」,是強調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社會命運的根本;「西學為用」,是主張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效仿西方國家在教育、賦稅 、 武備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體措施 ,舉辦洋務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頹勢。
19 世紀 70~80 年代 ,早期改良派曾提出 「 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口號,主要目的是鼓勵人們向西方學習,反對頑固守舊 。到了 19 世紀末 ,發生了尖銳激烈的舊學與新學、中學與西學之爭。守舊的封建頑固派堅決反對西學,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事物都採取仇視和排斥態度。而資產階級維新派則積極提倡西學,認為中國不但應當學習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更要效仿它們的議院制,改革封建君主專制制度 。張之洞強調「 中學為內學 ,西學為外學 ;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表面上是要「新舊兼學」,實際上是站在舊學、中學一邊,反對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倫理學說。
⑥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早是由誰提出來的
張之洞在他的專著《勸學篇》里主要論述了自己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又簡稱為「中體西用」,但是這個觀點卻並不是他直接提出來的,是江蘇的一個候補道吳之榛在蘇州辦學的過程中提出的辦學宗旨。不過因為人微言輕,再加上張又撰了長篇大文主要論證了這一觀點,所以現在都以為這話是張之洞提出的。
「中體西用」論在戊戌維新時期的嬗變
丁偉志
甲午戰爭的慘重失敗,引起舉國上下的震驚與悲憤。如何從亡國滅種的險惡前景中解脫出來,已成為朝野上下一切有識之士所共慮的迫切課題。一場以救亡保國為宗旨的維新變法運動終於興起,並異常迅速地形成高潮。與這場政治運動相適應,一場為維新變法尋求學理根據和指導思想的新型文化運動,也以狂飆之勢,席捲中國大地。
早在甲午戰爭之前的十年間,以「不敗自敗」的中法戰爭為導線,在洋務派內部對於洋務運動失誤的檢討批評已經漸成氣候,如今更加一發而不可遏止。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的文化觀,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如何對待中西文化的問題再一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時代的新課題要求人們從文化的高度重新做出抉擇。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體西用」文化觀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具有了洋務運動時期所沒有的新性質和新內容。「中體西用」文化觀進入了它發展的第二階段。
「中體西用」怎樣變成了反對維新的文化綱領
甲午前後維新思潮萌動時,變法改制的旗幟還不鮮明,洋務派和維新派之間門限不嚴,洋務派的大員們也常常對維新派的一些主張與行動表示同情或授以援手。尤其是在地方上建企業辦學堂做出了成績的張之洞,於甲午前後更以青出於藍的勢頭,儼然崛起為洋務派的新領袖。加之他在政治見解上始終保持著激昂的抗禦外侮的基本態度,所以當甲午之後洋務派失勢之際,張之洞卻聲譽日隆起來。康梁等發起維新變法之初,無不對張之洞寄予厚望。在這樣一種政治上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新分野的時候,「中體西用」也就依然充當著一切不完全反對西學的各色人等的共同口號(這個口號,也正是戊戌前後才趨向規范,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基本表述模式。如《萬國公報》即連續發表文章,論及「中體西用」。1885年該報第75卷發表的沈康彭《救時策》一文中說:「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次年該報第84卷發表的吳之榛《上張香帥請設中西學堂書》中也寫道:「請於大賢者,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冀開海內風氣。昔漢家之治,王霸雜糅,今運會而遭,酌征中外,名雖變而實不易。舍是謀富強,戛戛乎其難之。」)。誠如梁啟超所說,這個口號一時還頗為風行: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新變法」。而疆吏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舉國以為至言。(《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飲冰室專集之三十四》,第71頁。)
梁啟超的這種描繪,大致符合事實。不過舉國把「中體西用」當做至言,這只能算是一種表面現象,事實上在共同尊崇「中體西用」的表面現象下已經產生出實質性的尖銳分歧。梁啟超的上述描述,是過於膚淺了。
洋務後期,一批通過親身經歷或各種媒介手段而較為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狀況的新型知識分子,逐步在洋務派中培育出來。以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鍾天緯等人為代表的激進人士,雖然在政治上、職分上和隸屬關繫上仍然是洋務派營壘中人,但在思想見解上已經開始明白辦洋務的路數之不可恃,開始議論如何才能突破摹習西方器物技藝框架、謀求從根本上學習西方的救國新方案。在文化觀上,他們口口聲聲維護著「中體」,實際上卻把注意力投放到如何才能學習那個一向以為絕無可取之處的「西體」上去。到了甲午喪師之後,批評洋務捨本逐末的議論,更是蜂擁而起,洋務派內部也陣腳大亂。例如,光緒二十二年秋(1896),曾是曾國藩、李鴻章重要幕僚的吳汝綸,在一封信中就大加批駁「不悖正道,兼啟新法,收禮失求諸野之近效,峻用夷變夏之大防」的論調。其實這種論調,如果放在洋務前期,也還算得上是一種頗為開明的「中體西用」式的主張,可是到了90年代情形大變,洋務派中像吳汝綸這樣的較有知識的人也視之為大謬不然了。吳汝綸寫道:
天算格致等學本非邪道,何謂不悖正道?西學乃西人所獨擅,中國自古聖人所未言,非中國舊法流傳彼土,何謂禮失求諸野?周時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皆中國近邊朝貢之蕃,且有雜處中土者。蠻夷僭竊,故《春秋》內中國,外夷狄。孟子所謂「用夷」,「夷」謂荊楚。楚,周之臣子而僭天子,宜桓文之攘之也。今之歐美二洲,與中國古不通,初無君臣之分,又無僭竊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國相交,安有所謂夷夏大防者?此等皆中儒謬論。以此邊見講求西學,是所謂適燕而南轅者也。(《桐城吳先生尺牘》卷一,第143—145頁。)
吳汝綸雖然還是把西學限在天算格致范圍內,但是這種認識的出現,無疑是對按照「中體西用」「中本西末」為模式講求西學的「邊見」(偏見)的批判,只不過他沒有公開提出參照「西體」實行變法的主張,沒有公開主張改變「中體西用」的觀念而已。洋務派中出現這樣一些議論,說明了在戊戌變法的前夕,中國文化論壇上,有別於唯以辦洋務為事的「向西方學習」的新高潮已經興起,「中體西用」的模式已經無法框住這種新的文化主張、新的思想內容。
不過,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為著提出變法的學理和根據,而「冥思苦想,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飲冰室專集之三十四》,第7頁。)時,還是小心翼翼地打著「中體西用」的旗號。從光緒到康有為,他們在決心推行變法措施、發表變法議論的時候,常常是先把「中體西用」當做天經地義的口號打出來,充當護身符。光緒在下決心「變法自強」的著名的《明定國是詔》中,號召王公士庶「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時,就在前面先寫上一句限制性的導語:「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一八,第15頁。)。當然,光緒說這番話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提倡實力講求西學,這是很清楚的。下決心要把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校,就足以表明當時他的基本傾向,何況他還有將「不在祀典」的民間祠廟一律改為學堂的激進主張;至於所定需兼習之中學與西學,他也沒有做任何「主輔」「本末」之類的規定(《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二○,第9頁。)。康有為在代宋伯魯所擬關於改革科舉制的奏摺中說:「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奏請經濟歲舉歸並正科並各省歲科迅即改試策論折》(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東華續錄》卷一四五,第6—7頁。)梁啟超也說:「舍西學而言中學,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雖庠序如林,逢掖如鯽,適以蠹國,無救危亡。」(《西學書目表後序》,《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一》,第129頁。)不難看出,康梁的這種「中體西用」論,只不過是在以不偏不倚的態度,表明他們對中學西學的並重,主張兩者相需不能偏廢,也就是說,這只能看作是一種表態式的言詞罷了。其實,康有為所力倡並為光緒基本採納的以彼得改制、明治維新為藍本的變法方案,決心改變祖制之意圖,這時已成為路人皆知的事,相應地,托古改制的康梁「新學」對於「中體西用」論式的突破已經無從掩飾,再做什麼擁護「中體西用」之類的聲明,也難以使人相信了。與洋務派激進分子不同,維新派的思想家毫不含糊地挑明,他們和洋務派之間,不僅在政治見解上、而且在文化觀念上,存在著尖銳分歧。在他們看來,洋務派正是由於文化觀念上的錯誤——對於西方文化認識上的錯誤,才導致出政治見解上的錯誤。維新派抨擊洋務派學西方只是學其枝節,而未學其根本,所以「只知變事,不知變法」,於救國事業無補。康有為說他們「稍言變法,而成效莫睹,徒增喪師割地之辱者,不知全變之道。或逐末而舍本,或伏東而倒西,故愈治癒棼,萬變而萬不當也。」(《日本政變考》卷九。)嚴復說得更尖銳,把辦洋務叫做是「盜西法之虛名,而沿中土之實弊」(《救亡決論》,《侯官嚴氏叢刊》卷四。)。他還說洋務派所見所聞,不過是西學「形下之粗跡」,而非「命脈之所在」(《論世變之亟》,《侯官嚴氏叢刊》卷五。)。梁啟超則說:「中國向於西學,僅襲其皮毛,震其技藝之片長,忽其政本之大法。」(《上張南皮尚書書》,《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一》,第165頁。)譚嗣同更對洋務派的西學觀,作了辛辣的嘲笑,他寫道:「中國數千年來,何嘗有洋務哉?……足下所謂洋務,第就所見之輪船已而,電線已而,火車已而,槍炮、水雷及織布煉鐵諸機器已而。於其政度法令之美備,曾未夢見。……凡此皆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執枝葉而責根本之成效,何為不絕無哉?」(《報貝元徵》,《譚嗣同全集》卷三。)維新派人士發表這類言論,政治目的是明快而直露的,無非是在說,靠著補漏縫缺的辦法無法克服中國面臨的危機,只有立即實施「掃除更張,再立堂構」的大變全變之治本辦法,改制變法,才是唯一出路。維新派既然批評了洋務派是只學西學的枝葉,那就不能不把一個重大的關於文化觀念的新爭端推上前台。事實上,當著維新思潮興起之際,長期以來「舉國奉為至言」的「中體西用」文化觀,立即受到了尖銳的挑戰。雖然維新派還利用著「中體西用」的口號,但是通過他們對洋務派的批評,實際上也就在中西文化關系的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連鎖性的問題,迫使人們去思考和覓求答案
⑦ 什麼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中體西用」。清末洋務派的教育指導思想。主張以中國倫常經史之學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術為應用。
初由馮桂芬提出,後由張之洞在枟勸學篇枠中系統闡述。 「中學」指以三綱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的儒家學說,「西學」指近代傳入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商務、教育、外貿、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
它主張在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基礎上,採用西方造船炮、修鐵路、開礦山、架電線等自然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體辦法來挽救統治危機。
作用:
第一,中體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體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學的一統天下,使中國落後封閉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觀。
第二,中體西用思想起了強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義侵略狂潮的沖擊下,一個民族倘若不想淪為殖民地,就必須加強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
第三,中體西用給人們思想以新的啟示,即學習外國的東西,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中體西用的本意沒有這個內容,但它的思維邏輯,卻在客觀上使人們得到了啟示。
洋務運動後,拒絕學習外國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沒有市場了,而全盤西化的主張,也被多數人所否定。結合本國實際學習外國的東西,已經逐漸成人們遵循的法則。中體西用是當時可行的過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僅開了社會風氣之先,為引進西學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促成了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第四,"中體西用",為西學的傳播大開了方便之門。雖然中學是體、但西學既然已經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傳統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從而有利於打破國民拒斥外來新生事物的傳統文化心理障礙。
⑧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是誰提出的
洋務運動時,張之洞在《勸學篇·設學》中提出,「中學為體」,是強調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社會命運的根本;「西學為用」,是主張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
⑨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底是馮桂芬提出的,還是張之洞
馮桂芬。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中體西用」。清末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主張以中國倫常經史之學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術為應用。初由馮桂芬提出,後由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系統闡述。
「中學」指以三綱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的儒家學說,「西學」指近代傳入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商務、教育、外貿、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
「中體西用」思想的原因和影響
「中體西用」思想產生的原因有三:一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與傳播,是「中體西用」思想產生和發展最重要的思想基礎;二是西方列強的侵略是「中體西用」產生的外部原因;三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的精華是「中體西用」思潮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體西用」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是打破了「閉關鎖國」的封閉文化思想,促進了開明思想和改革思潮的出現。「中體西用」思潮貫穿洋務運動三十餘年,對當時的歷史進程產生過重要影響,為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維新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是學習西方,創立軍事企業,開展「求強」運動;三是創辦民用企業,走向了工業近代化道路;四是仿效西方,努力造就和培養人才;五是「中體西用」思想的實踐產生了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⑩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是什麼意思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中體西用」。清末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主張以中國倫常經史之學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術為應用。初由馮桂芬提出,後由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系統闡述。
「中學」指以三綱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的儒家學說,「西學」指近代傳入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商務、教育、外貿、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
它主張在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基礎上,採用西方造船炮、修鐵路、開礦山、架電線等自然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體辦法來挽救統治危機。
實施背景
1861年(咸豐十一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最早揭示了這種思想。以後,談洋務者以各種方式表達過。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南溪贅叟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救時策》一文,首次明確表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
次年,禮部尚書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再次提出,「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70-80年代,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出學習西方議會,90年代以後進一步抨擊洋務派學習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國能像西方那樣實行君主立憲。
張之洞於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勸學篇》,對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重申「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反對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國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從殖民主義者的立場出發,也鼓吹過這種論調。20世紀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這一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