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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虐殺

發布時間:2020-12-23 04:30:20

Ⅰ 日本中學生知道南京大屠殺嗎

因為學校關系我跟很多日本學生有交流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是知道的,但是對於專這種事有不同的看屬法,有的認為日本曾經走軍國主義道路是正確的並且認為來攻擊中國是正確的,也有的認為他們做過了很壞很錯的事情應該道歉。看法都不一樣還有個有次拿著多少人被殺多少人被XX的數據問我說你是怎麼想的......

Ⅱ 寫給日本中學生的一封信——《南京大屠殺不能忘記》急啊~~~~~

註:二年十班的盆友們莫要借鑒此文 ——春瑤
日本的少年朋友們:
你們好!
說到日本,我會想起高聳的富士山,想到漫天飛舞的櫻花,想到令人垂涎欲滴的熱騰騰的關東煮。但是,我卻也同時想到那段令人不願回想、不忍回想,卻不能不銘記在心的歷史。因為,那是我們──一整個中華民族的一段恥辱……
也許你也聽說過「南京大屠殺」,可我想,你對它的感觸遠不及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在南京,有一座紀念館,就叫做「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裡面,珍藏著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也替每一個中國人刻骨銘記著那段讓人不堪回首的歷史。
記得廣島曾經遭受過美國原子彈的轟炸,那慘不忍睹的景象至今讓你們痛恨不已,都會激起同樣的義憤與悲傷。這是他國強加於人的悲劇。這是喪失人性的事件,每一個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都會對此表示強烈的譴責。
可是,你們知道嗎?七十五年前,你們的祖輩也曾經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用武力侵犯我國領土,肆意屠殺中國人。那是1937年12月,日軍攻陷了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於是,南京人民的滅頂之災也就開始了。日軍腳步踏過的地方,從此失去了往日的寧靜,留下的只有血腥。
在短短的6周之內,就有30多萬無辜的中國士兵和平民活生生地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下!他們,被當作日軍練習刺刀的靶子;他們,被日軍當作嬉戲玩弄的玩偶!更有甚者,日軍竟沖進了由紅十字會和其他國際和平組織設立的「安全區」,大肆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把「安全區」變成了黑暗、悲慘的人間地獄!
也許,你會覺得我是在說故事,因為那聽起來似乎太不真實了。的確,這太讓人不可思議了,殘酷到令人匪夷所思。我甚至多麼希望它們真的沒有發生過!可是,它們是真的發生過了。那次南京城內、長江岸邊的慘絕人寰的血腥屠殺,真的令人痛心地不忍去看……
曾一度引起轟動的教科書事件,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怒火:記載日本歷史的新教科書,否認了南京大屠殺,聲稱南京大屠殺是一般的戰爭,並非大屠殺一類的事件。
我們真心希望日本政府也徹底清算軍國主義,誠懇道歉,然後放下包袱,真正獲得亞洲人民的信任。我們不懷疑那些虔誠地拜倒在南京大屠殺紀念碑前的日本人。我們敬佩那些為了披露侵略真相而奔走的日本人。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就是要正視歷史,雖然我們已經離這段歷史很遠了,但是我們不希望這場悲劇再次重演。所以,我希望我們都能記住:櫻花雖美,勿忘國恥!

Ⅲ 給日本中學生的一封信300字作文

日本中學生:
你好!
我們是來自中國的中學生,你們知不知道發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也許你們不知道吧,現在親歷和目睹「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經不可多得了,能作見證的人亦即將與時逝。
但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慘案還懸而未決,讓我們活著的,尤其是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的一代,有責任把「南京大屠殺」這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最突出的慘絕人寰的日軍罪行,徹底澄清,以對祖先,以儆子孫,更為「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4萬同胞伸冤。在南京審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時,親歷「南京大屠殺」,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梅奇牧師、貝德士教授及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等出庭作證。貝德士說∶「南京失陷後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期間恐怖達於極點,從第六禮拜到第七禮拜的期間恐怖是嚴重的。」據此,學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殺」只為期六個星期。但是,「南京大屠殺」不只是六個星期,雖然這六個星期的屠殺最為嚴重。如果我們需要確切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最嚴重階段,那應該是從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備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盡管有松井上將和天谷少將的允諾,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姦淫、掠奪、放火並沒有顯著的改善。
當時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喬治·羅森於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發往柏林外交部的電報還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統治已達無以復加的程度。」他於3月4日的電報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些穩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
林娜在其《血淚話金陵》中道出其緣由∶「從日本兵進城起,到我離開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屍骸的工作從未停止,其實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馬上又有一批新的來補充。」 貝德士在作證時更說∶「在這秩序混亂的七個星期中,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或聽到過懲辦這些士兵犯罪行為的情況,更談不上有人受到處分了。」按著上述東京審判所獲的日軍命令所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部是殺人、搶劫、強奸的犯人」,則20萬進入南京的日本官兵從上到下幾乎全是犯人,應對「南京大屠殺」負責。於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宮指揮下的「上海派遣軍」任情報主任參謀的 長勇中佐(後調任第七十四聯隊長晉升大佐),對田中誇口說,是他擅用軍司令官的名義下令屠殺俘虜∶「由於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兵被切斷了退路,他們丟下武器,向我投降。
要處理這么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最大的問題。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全文,當即燒毀。由於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我們對田中和長勇的話實在難以相信。以區區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發令,而且是口頭命令,恐在任何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都不可能,何況當時世界上最講階級服從的日軍。同時,12月21日第十六師團接替第六師團擔任南京城防,不但殺人放火、強奸、搶劫未能如日駐南京副領事田中及梅奇牧師所期望的減少,而且更行加劇,第十六師團成為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我軍民最多的部隊。 裕仁天皇是富有現代知識的人,在未繼位前,曾漫遊歐洲,特別嚮往英國社會、及皇族,應該了解近代英國標榜的人道主義和國際公法的存在;也無須重溫日本為簽字國之一的1899年海牙第二公約和1929年的日內瓦陸戰公約。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會明了對放下武器的俘虜和非戰斗人員是應該予以保護,絕對不可殺戮的。否則,日本政府及軍部為什麼一直對日本人民隱瞞「南京大屠殺」呢?松井石根在東京巢鴨監獄受押待刑之際,向花山信勝教授懺悔說∶「南京事件,可恥之在日俄戰爭期間,我以大尉身份參戰,別說對中國人,就是對俄國人,日軍在俘虜處置問題以及其他方面都處理得很好,而這次卻做不到這一點。
雖然我們已經離這個事實很遠了,但是我們不希望這場悲劇再次重演。所以,我希望我們都能記住:櫻花雖美,勿忘國恥!

Ⅳ 日本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其目的何在。作為一名中學生,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要做的自然就是熱愛祖國,長大後報效祖國,是祖國更加富強。至於日本,不過是跳樑小丑罷了。

Ⅳ 當你目睹了南京大屠殺,你想對現在的中學生說什麼

紀念逝去的先人,我們唯有牢記歷史,不忘記過去的屈辱,知道只有強大才能不受屈辱,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學習,實現強國夢,

Ⅵ 歷史不應忘記——南京大屠殺 中學生論文 速度,,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四十萬三千零七十一位,倒在鮮紅的血中,倒在機槍的掃射下,倒在一把把刺刀下,倒在空中落下的炸彈下,我們為那四十萬三千零七十一位人感到悲傷,我們對在我國進行多次屠殺的日本軍隊感到痛恨。日本軍隊,這喪心病狂的惡魔,你們可真是心狠手辣。
回想那一次次的屠殺,每一個都使我們後人想那殺了幾千人的指揮刀,至盡不肯回改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一次又一次的屠殺中,南京大屠殺是最使人感到可怕,不堪回首。而我今天,走進了一九三七年,看見了南京大屠殺的情景,那不講信用的日本鬼子,說什麼絕對捕殺俘虜,可是他們言而無信,我們的南京人民都投靠於日本,可是,上部傳來了命令,把所有南京來的俘虜人民一一殺死,結果,那幾千人又白白的身亡了!那時主席是蔣介石,他擁有很多得人力,擁有飛機、戰車、坦克……可是,蔣介石不出兵,下令不要阻止日本人,其中,有八十人,挺身而出,可是沒有援兵,始終無能為力。我們痛恨日本人,痛恨日本軍隊,痛恨日本帝國主義。
所有的中國人民,我們國家不是一隻永遠沉睡的獅子,我們是後來人,要努力,相信,我們這只亞洲雄師的吼聲,可以震撼整個地球,不用受別國的屈辱,為這個目標,我們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自強勤奮,博愛健康。
中國人民,為著這個目標前進吧!

Ⅶ 作為青年學生如何正視南屠的歷史

1、提高民族團結意識,居安思危,增強國家安全意識。銘記歷史並不意味著銘記仇恨,但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尋找先人的蹤跡,並以此作為一個警告,用羞恥和勇氣,使我們的國家更加繁榮和強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世界上立於不敗之地,沒有人敢以任何方式侵略我們。

2、南京大屠殺以歷史為教訓,告訴現代人只有正義才是世界的主題。不可能想像邪惡統治的想法,並將受到歷史的懲罰。伴隨著正義的力量,中國在世界上逐漸崛起,這是對正義斗爭的一個完美評價。

3、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民的一個教訓。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東亞狼」的存在,並提醒我們要小心它隨時會咬人的危險。我們不會入侵,但我們不會讓這樣一個雄心勃勃的國家再這樣做!


(7)中學生虐殺擴展閱讀:

日本多地反省南京大屠殺罪行: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81周年,也是第五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近日,為悼念大屠殺死難者並揭露侵華日軍殘忍罪行,日本有識之士於廣島、大阪、名古屋等多地舉辦紀念活動,呼籲人們銘記歷史、開創兩國和平友好的未來。

受主辦方邀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之女常小梅來到日本,通過講述自己父親的證言,向日本民眾揭露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當時,整個南京城慘遭日軍血洗。大量無辜生命被屠殺,有多少家庭為死去的親人流盡淚水。」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連紅也受主辦方邀請,向日本民眾介紹了西方記者、傳教士、外交人員等所記錄的南京大屠殺相關報道、影片、史料等,通過當年國際社會的視角揭露了侵華日軍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民眾及強奸婦女、掠奪財物等殘酷行徑。

很多前來參加活動的民眾表示,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血淋淋的親身經歷以及當時的影片、報道等如山鐵證所揭露的殘忍真相令人感到非常震撼。

Ⅷ 如何認識南京大屠殺。中學生應該怎麼做

南京大屠殺,你還能怎麼做?沖到日本屠殺東京?這種慘劇應該告訴我們落後就要挨打,而不是銘記什麼無謂的仇恨,仇恨這種東西,只存在於個人之間,而不應該存在於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集體最先看中的是利益因素,國家之所以洗腦大眾,讓大家仇視日本,是因為轉移注意力法,讓大家忘記內戰是誰先敲響的,和增強對祖國的忠心……(我這么說,很真實了,可能愚人不會懂,咳咳,揭露真相的人總是會被當成異類,希望不會有人來查我水表吧。)

Ⅸ 我想要一篇寫給日本中學生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信

給中國人的報導
建議您可以先參考一下,在決定要寫什麼
這樣您的作業決對會比其它同學來的更好

2000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再次駁回原日本軍士兵東史郎的上訴,並對東史郎判處50萬日元的罰款。1月23日,一個右翼團體在大阪市所屬設施的和平資料館舉辦了「徹底檢驗20世紀最大謊言:南京大屠殺」的集會。這些事件引發了海內外中國人的反日浪潮,不少中國人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議。

然而這次反日浪潮的另一面,也顯示出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對日本這樣的民主體制國家的國情非常陌生,不懂得應該怎樣與民主體制的國家打交道。由於不理解日本的國情,很多中國人照搬中國政府的獨裁作風來和日本打交道,結果不但無益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有可能使問題更加復雜化。

一、對西方人權和言論自由的不理解

在民主體制下的言論自由是雙方向的,我們在獲得批評別人權利的同時,也必須給予別人批評我們自己的權利。這就是所謂的「我拚命反對你說的話,但我拚命維護你說話的權利」的西方式言論自由。然而不少中國人卻把言論自由片面地理解為任意批評別人的權利。不少中國人在批評別人時,不是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進行禮貌的辯論,而是以污穢的言詞進行謾罵,甚至污辱對方的人格。盡管這些人在罵別人的時候盡情所為,可是卻絲毫容不得別人的反批評。一聽到批評自己的聲音就勃然大怒,隨意扣帽子打棍子,試圖用這種方法來剝奪對方平等說話的權利。

這種中國式的「大批判」作法,在中國行的通,可是搬到西方民主國家就行不通了。在處理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問題時,很多中國人也不是採用以理服人的態度來對日方的論點進行駁斥,而是採用群起惡罵的方式。本來日本右派在日本國內的市場並不大,可是中國人的一通惡罵,反而引起了一般日本國民的反感,使一些本來不支持右派的人也轉向右派了。

按照民主的原則,中國人要想擁有罵日本人的自由,也必須給予日本人罵中國人的自由。一些中國人也許會爭辯說:日本人犯有侵略屠殺中國人的罪行,所以中國人有權罵日本人。這也是典型的中國式想法。西方的人權觀念要求我們尊重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敵人和罪犯。而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對好人才需要尊重,對壞人則怎麼污辱謾罵都可以。

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人民群眾對「階級敵人」進行無節制污辱謾罵的大批判場面,充分表現出中國老百姓對人權的理解方式。在西方國家中,對判死刑的殺人犯也不能進行人身攻擊和人格污辱。1947年遠東國際法庭,判處對南京大屠殺負有主要責任的松井石根大將死刑時,其判決書說:「本法庭最後判定:貴將軍應為你的部下在中國首都南京所犯的屠殺罪行負責。。。」,判決書中沒有任何人身攻擊和人格污辱的詞句。如果是中國人寫判決書,大概要寫成罄竹難書的罪狀書了。

民主的方式是現代國際社會的通用方式,在處理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問題時,我們也應該採用民主的方式。我們必須在承認日本右派有堅持自己觀點的言論自由的基礎上,用以理服人的態度、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對日本右派的錯誤觀點和言論進行批駁。這樣才能使日本右派言論在日本國內失去市場,也才能使日本人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以為用大罵特罵、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就可以「罵倒」或「嚇倒」 日本人,那就大錯特錯了。

二.對西方法律體系的不理解

中國人對法律的理解和西方人大相徑庭,最大的差別就在「有罪推論」和「無罪推論」上。在西方,對於一個證據不足,既不能證明其有罪、也不能證明其無罪的人,使用「無罪推論」原則推論其無罪。在傳統的中國,對於一個證據不足,既不能證明其有罪、也不能證明其無罪的人,則使用「有罪推論」原則推論其有罪。」

中國人的「有罪推論」是寧可冤枉好人、也不放過壞人,只要有十分之一的犯罪可能性就要定罪,「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西方的「無罪推論」則是寧可放過壞人、也不冤枉好人,只要有十分之一的無罪可能性就不能定罪,「寧可放過一千,也不錯殺一個」。也正因為中國傳統上「有罪推論」的司法思想,使中國的冤假錯案特別多。而西方國家則很少聽說冤假錯案。

由於中國人對法律持「有罪推論」的想法,因此在收集對方的有罪證據時馬馬虎虎,僅憑一些不完全的證據就去控告對方。這導致不少中國人在外國打官司時,經常處於不利的地位。當外國法院因證據不足判定對方無罪時,中國人往往氣憤不已:「怎麼有那麼多證據法院還要偏袒對方?」。這反映出中國人不理解西方「寧可放過一千,也不錯殺一個」的執法思想。

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中國人也採取馬馬虎虎的態度。也許是中國人搞假搞慣了,在南京大屠殺這樣嚴肅的國際問題上也要摻假,隨意搞出一個死者30萬人的數字。本來南京大屠殺是真有其事,結果被中國人摻入很多「假料」,反而搞成真假難辨了。中國人說:「不要在數字上爭執,反正你們殺人了,殺了人就要認罪」。而日本人則說:「你們說殺了30萬就要拿出30萬的證據,沒有證據就是誣陷」。日本的右派之所以敢提出「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大謊言」的口號,也是鑽了中國人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上摻假的空子。

中國人要想以民主的方式解決南京大屠殺問題,就應該去認認真真收集日軍的罪證,一個有力的證據比一萬句惡罵更有份量。如果還是馬馬虎虎,僅憑一些不完全的證據指控對方,倒有可能使真正的罪犯逍遙法外,因為在西方是「寧可放過一千,也不錯殺一個」。中國人和西方人打交道時,應該充分了解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法律觀念上的差異。

三、對西方國家政府職能許可權的不理解

中國政府是包辦一切的獨裁政府,在中國沒有中國政府的同意或默許,是不可能搞任何純民間集會的。於是很多中國人把自己的國情套用到日本,指責這次日本右派集會得到日本政府的縱容默許,要求日本政府取締日本右派的民間集會。這顯示出中國人對西方民主政府之職能許可權的不理解。

日本憲法保護公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政府無權禁止國家公民舉行的非暴力集會。因此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取締右派的集會,就意味著要求日本修改保證公民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民主憲法,就是要求日本政府變成中國政府這樣的獨裁政府。本來大部分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持半信半疑的態度,沒有多少人支持「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大謊言」的觀點。可是中國人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右派集會,造成中國要扼殺日本言論自由的感覺,引起日本國民的普遍反感,使不少本來不支持右派的人,也加入了右派的行列。

在民主國家中,民間團體可以持有完全不同於國家政府的政治見解。我們不應該根據某個民間團體的偏激主張,就推論日本政府是這種偏激主張的後台。中國外交部長唐家旋向日本駐中國大使提出抗議時,日方表示:「日本政府一貫認為日本軍進入南京城以後,造成了包括普通市民在內的非戰斗人員傷亡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日本政府的這一態度並沒有改變,並且很多日本國民也持相同看法,希望中國給予理解」。

日本政府是權力有限的民選政府,完全不同於中國權力無限的獨裁政府。這次日本右派在大阪的民間集會,應該說與日本政府沒有什麼關系,而且日本政府也沒有干涉大阪市內部事物的許可權。大阪市市長是由大阪市民選舉產生,日本首相無權任命或撤換大阪市長的職務。此外還有人給日本天皇寫公開信,更是不理解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中,天皇是無權過問政事的象徵性存在。

另外這次日本法院判處東史郎敗訴時,一些中國人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議,這也是沒有理解日本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日本政府無權干涉司法。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被刺事件,可以作為日本司法獨立的一個很好例證。

1892年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後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訪問日本時,受到日本政府的盛大歡迎。可是在尼古拉訪問日本各地時,卻被一名負責警衛的警察劈頭砍了一刀。幸虧尼古拉所戴的禮帽特別厚實,才沒有喪命,但也受傷不輕。現在日本的博物館中還陳列著一塊沾滿尼古拉鮮血的血手帕,後來這塊血手帕被俄國用來作為 DNA鑒定沙皇尼古拉二世屍骨的最重要依據。

尼古拉被刺的消息震驚了日本朝野,日本天皇親自出面賠情道歉,日本政府答應一定嚴懲兇手。在審問那位警察刺殺尼古拉的動機時,該警察說:「尼古拉到日本各地東看西看,一定是想刺探日本的情報,因此產生了刺殺尼古拉的念頭」。日本政府本想盡快極刑處決該警察來寧人息事,以免俄國用此事為由對日本進行武裝報復,因為當時日本還遠不是俄國的對手。可是該案件送到日本最高法院時,當時的最高大法官卻說:「該警察犯的只是殺人未遂罪,按照日本法律不能判死刑」。最後該警察只判了一個有期徒刑。由於當時日本已經實施了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日本政府無權直接干涉司法,只好向俄國解釋日本法院的判決。在此情況下,俄國人也表示了對日本獨立司法體制的理解,並沒有追究日本政府的責任。

由於日本政府不象中國政府那樣有權干涉一切事物,所以在處理中日兩國歷史糾紛時,我們應該理解日本政府是權力有限的政府,不應該什麼事情都向日本政府抗議。日本右派集會和東史郎案件都不在日本政府的許可權范圍內,向日本政府提抗議也是無濟於事。日本議會才有權禁止日本右派進行民間集會,日本最高法院才有權判決東史郎案件。

四、對西方國家獨立輿論體系的不理解

中國的報紙雜志均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中國政府完全控制著社會輿論。所以很多中國人自然地推想到日本政府有意控制社會輿論,指責日本政府不對日本人民進行侵略罪行的宣傳教育,試圖不讓日本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這體現出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獨立輿論體系的不理解。

日本政府並沒有自己的宣傳喉舌,既沒有官方報紙,也沒有官方雜志。日本的NHK 廣播電台,也只能算是半官方的。日本的社會輿論是不受官方控制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專門從事社會輿論宣傳的機構和部門。日本的選舉是選舉人自己籌資搞宣傳,政府並不承擔任何宣傳競選的費用。因此我們無法要求日本政府舉辦南京大屠殺展覽之類的宣傳活動,來引導和控制社會輿論。

由於中國的教科書是由中國政府編寫的全國統一教科書,所以很多中國人也推想到日本政府在編纂教科書時,有意隱瞞篡改歷史,為過去的侵略罪行開脫。這也是一種對日本教育體制的不理解。

日本政府並不負責編寫教科書,日本也沒有全國統一的中學課本,日本的中學課本都是民間出版社編寫的。由於日本的中學課本也屬於商業性書籍,競爭非常激烈,編寫得不好的中學課本沒有學校選用,出版社就要倒閉破產。現在日本比較流行的中學課本有六種,都是民間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文部省只是對各種中學課本進行一下「檢定」,即審閱一下有沒有重大的問題,並不進行過多的干涉。比如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敘述,有的中學課本中有記載,有的中學課本中沒有記載。各個中學有權自由挑選自己認為合適的中學課本,國家並不對此進行干涉。

五、怎樣解決中日的歷史問題

與民主國家打交道的關鍵在於爭取該國的民意,而不是對該國政府施加高壓,因為民主體制的政府必須尊重民意。日本政府在外交方面必須聽取日本人民的民意,如果大多數日本人都贊成否認南京大屠殺,拒絕向中國道歉,日本政府為了爭取選票,自然會採取否認南京大屠殺,拒絕向中國道歉的強硬態度。相反如果大多數日本人都反對否認南京大屠殺,贊成向中國道歉,日本政府也自然會向中國道歉。所以在解決中日間歷史問題上,中國最應該作的是爭取日本的民意。

中國應該主動到日本去爭取大多數日本人民。右派舉辦各種集會演講否認南京大屠殺,中國就應該主動到日本去宣講南京大屠殺的事實,邀請一些專家學者、一些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去日本舉辦個人演講會和展覽會,通過事實使日本人民真正認識到南京大屠殺是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這樣中國才能得到日本人民的真心道歉。如果中國在歷史問題上,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只是一味地謾罵,就會反過來幫助日本的右派爭取民意。如果日本右派爭取到足夠的民意上台掌權,中日間的歷史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讓中國人滿意的結果。

參考資料:http://www.china-week.com/html/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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