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代中学教育

㈠ 我国近代的教育发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㈡ 北京最好的中学是

北京最好的中学是北京四中+
清华附中
人大附中
北大附中
北师大附中

㈢ 北京民国时期有哪些著名的中学

北京市第四中学，北京市第一零一中学，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等等。
北京市第四中学，简称北京四中（BHSF），是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也是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北京市第四中学创建于1907年，初名顺天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28年，改名为北平市市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改名北京市第四中学；2002年增设国际部；2005年与北海中学合并。
北京市一零一中学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师资队伍强大，学校硬件设施先进、齐全，不仅高考成绩优异，更注重素质教育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北京市一零一中学是郭沫若亲自题名，意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校是一所有90多年历史的学校，原在骑河楼蒙福禄馆，现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77号，是省级示范高中。
学校前身为北京市私立大中公学，创办于1924年，首任校长蔡元培，董事长李石曾。1930年更名为北京市私立大中中学，1949年9月更名为北京市私立育德学，1952年9月更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㈣ 北京中学有哪些

1. RDF中（海淀）

RDF中创办于1950年4月，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学校，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在刘彭芝校长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拼搏，成为京城数一数二的中学名校。RDF中的超常教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各大竞赛中的成绩光彩照人。中、高考成绩稳居北京市和海淀区前茅。

RDF中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一切为了人类的进步”的办学理念，确立了“全面发展+突出特长+创新精神+高尚品德”的学生培养目标，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几年来，高考成绩捷报频传，稳居北京市前列，中考各科也取得优异成绩。2012年高考摘掉文理科冠军，全市理科前10名，RDF中占4名；全 市文科前10名，RDF中占5名。

2. 北京四中（西城）
3. 北师大实验中学（西城）
4. 北京二中（东城）

5. 北大附中（海淀）

北大附中教学环境开放、民主，为广大教师发展教学个性与特长，进行教育教学的探索和创新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如语文课坚持17年的小论文写作，体育文化节的创设，学生自己设计的生物实验，理科试验班在大中学衔接方面的探索，在理科试验班设文科综合课，史地政教师同上一专业课题，数学应用与建模的实践活动等一批有特色的学科教学设计相继诞生、发展、成熟。北京大学“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熏陶使北大附中在中学界独具魅力。

6. 北京80中（朝阳）
7. 北京八中（西城）
8. 北京五中（东城）
9. 北师大附中（宣武）
10. 北师大二附中（西城）

11. 北京101中学（海淀）

一零一中的教育是面向学生一生幸福的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教育过程本身是幸福的；二是教育为学生的幸福作出准备和指导。一零一中的教育让学生学会求真、向善、爱美和健体，而求真的科学素养、向善的人文精神、爱美的艺术情怀和健康体魄，不仅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而且赢得了一生中关键的选拔考试：中考和高考。

课堂教学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主渠道。学校大力倡导有效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落实“清晰授课；任务导向；多样化教学；引导学生投入学习过程；确保学生的成功率”等有效教学策略。要求各个学科包括体育课、艺术课，都要认识到自己的学科是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一个方面。

一零一中学不仅培养了大批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的学生，而且在中考、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为学生一生的幸福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能力准备。2010年，六名同学高考语文作文获得满分，全区获得语文作文满分的考生共十名。

12. 汇文中学（崇文）

13. 首师大附中（海淀）

首师大附中以“校风好、师资强、质量高、有特色”在北京市享有很高声誉，是首批市级重点中学，也是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

初中创新教育实验班以“大主题（素质教育）、长时段（初、高中六年衔接）”为特点，主要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促使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实验班开设了以“博闻广见、卓有通识”为基本理念的“博识课”，这门课将参观访问、专家讲座、交流探讨、实践制作、论文撰写等融为一体，拓宽学生的人文、科技视野，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中教学注重管理的科学性，既全员育人，又注重个性辅导。去年高考理科在海淀区排名第二，文科数学在海淀区排名第一，统招生每年重点大学上线率100%，赢得了“低进高出，高进优出”好评。

重视因材施教，有文、理科实验班，实验班在实践中已形成了基础实、高效率、视野宽、素质高、能力强等特点。注重个性辅导，实行导师制，对学生跟踪指导，因此实验班教学成绩显著，历届高考成绩和竞赛成绩都极为突出，以近两年为例，有4名学生进入北京市高考前十名，高考平均分在640分左右，数学平均分接近140分，毕业生全部升入国内名牌重点大学，且每年都有学生考入美国名牌大学，还有很多学生获全国奥林匹克竞赛奖和科

技创新大赛奖。

14. 景山学校（东城）
15. 北京15中（宣武）

16. 育英中学（海淀）
17. 北京12中（丰台）
18. 北京161中学（西城）
19. 育才中学（宣武）
20. 北京166中学（东城）

21. 北京35中（西城）
22. 北京22中（东城）
23. 八一中学（海淀）
24. 北京13中（西城）
25. 苹果园中学（石景山）

26. 牛栏山一中（顺义）
27. 潞河中学（通州）
28. 北京10中（丰台）
29. 北京14中（宣武）
30. 北京十一学校（海淀）

31. 大峪中学（门头沟）
32. 北京171中学（东城）
33. 东直门中学（东城）
34. 密云二中（密云）
35. 八大处中学（石景山）

36. 北京工业大学附中（朝阳）
37. 陈经纶中学（朝阳）
38. 北京66中（宣武）
39. 北京109中（崇文）

40. 北方交大附中（海淀）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原北京铁道学院附中），位于著名历史遗迹大钟寺南侧，毗邻交通干线北三环路。创建于1957年，是一所海淀区教委直接领导的区属重点中学，并于2004年获得了北京市示范高中校的称号。

41. 北京55中（崇文）
42. 北京25中（东城）
43. 崇文门中学（崇文）
44. 北京159中（西城）
45. 北京63中（宣武）

46. 北京156中（西城）
47. 北京31中（西城）
48. 鲁迅中学（西城）
49. 北京19中（海淀）
50. 西城外国语学校（西城）

㈤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有哪些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有蔡元培，胡适，王国维，陶行知，鲁迅等。

1、蔡元培。1916年至回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答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2、胡适。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3、王国维。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4、陶行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5、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

教育家是指通过亲力亲为的教育实践创造出重大教育业绩，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是一个用于描述高层次杰出教育人才的概念。

㈥ 近代学校教育特点

一、我国近代学制的诞生
1902年，清朝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 ，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完备的现代学制。但壬寅学制未实施，次年又颁布了一个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的学制。该学制分为三段七级。该学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修业年限特别长，从进蒙养院到读完通儒院，需要整整30年。辛亥革命后，"癸卯学制"被废止。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壬子学制"。该学制依然以日本学制为蓝本，主体结构分为三类三段七级。三类指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三种类型。其特点是：缩短了初中等教育年限；确立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相对提高了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地位。 1922年，北京政府颁布"壬戌学制"。该学制以美国学制为蓝本，依旧按三类三段七级设学。其特点是：
(1) 初等教育年限缩短一年，中等教育则延长两年；
(2)中学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3)小学修业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故称"六三三制"。"壬戌学制"后来几经修改，但基本框架未动，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 我国近代学制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注重向发达国家学习，不是临摹日本，就是抄袭美国。
第二，学校直系和旁系比较完备，各等各级之间相互衔接，构成升迁系列。
第三，修业年限逐渐缩短，分段分级更符合普及教育的需要，也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教育的平民化打下了基础。
三、新中国学制的确立 1951年10月1日发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指出原有学制的缺点：
(1)成人教育在学校系统没有应有的地位；
(2)初等学校修业六年，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女难于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
(3)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于是在保留原学制中的有用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确立了新的学制。 1951年学制系统分为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此外还有各级政治学校、补习学校、函授学校、盲聋哑特殊学校和各种训练班。 1951年学制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保证工农大众有享受各级教育的机会；
第二，确立了各类专业学校技术学校和业余学校在整个学制体系中的地位；
第三，设置各种学校、训练班和补习班，为人们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
第四，没有提出义务教育，但是取消初等学校高低分级，以保证劳动人民子女能接受完全的初等教育。
第五，统一性与灵活性结合，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办学。 1951年学制确立以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但是这两次变革留下的是深刻的教训。一次是1958年，要求改革学制，并提出了三个结合、六个并举的改革原则：即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全面规划与与地方分权结合；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也与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并举，免费教育与收费教育并举。根据中央精神，各地对学制进行了改革，包括提早入学年龄，缩短修业年限，多种形式办学等等。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改革普遍存在急躁冒进和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行为。 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我国学制出现灾难性的破坏。一是任意缩短学制，二是大砍各种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盲目发展普通中学，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完全失调；三是高等教育结构混乱，专业设置不成体系，培养的专业人才比例极不正常。1978年以后，学制才逐步得以重建。

㈦ 近代教育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苓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4月5日清明节，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冥诞。我以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寄托“心祭”。那一个个方块字，似乎都化成了与这位教育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轻声细语。
张伯苓先生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从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讲台，创办新式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历经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独特办学理念，为把南开做成“私立民有”的学校不懈求索。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从南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叶笃正、刘东生、张忠谋（台湾台积电董事长）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梁启超曾说：“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孙中山也称赞：“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美国教育界评价张伯苓：“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是在旧时代办教育，在复杂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国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临的生机与命运，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张伯苓要办私立教育，没有政府投入和纳税人供给，独立支撑一座学府，经费就是头等难题。1934年，张伯苓写给南京教育部的报告中曾经慨叹以私立学校有限之财力，“十五年来，屡感竭蹶”。张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说过，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而张伯苓没有这些条件。我深深知道，张伯苓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困难。张伯苓也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即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棵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实，要克服办学困难，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扩大招生名额，增收学费，或者卖文凭，开“后门”，南开立马会有转机。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坚决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张伯苓就是这么一个人，乐观、进取、知难而进。每遇挫折总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请他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他当天津市长，他都婉辞不干，依然矢志不渝地带领南开前进。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南开被炸毁，校园被日军盘踞，师生四散。面对如此惨局，张伯苓在悲痛中奋然表示，只要举国抗战，南开被毁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当时《中央日报》发表社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这一张大报，破天荒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坚定的教育信念，是张伯苓实现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坚定的教育信念，又来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执著期盼和岿然不动的定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就说过，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国之觉悟之崛起”。张伯苓的全部教育奋斗史即立足于此。
把教育的情爱播撒校园
学校是张伯苓的第二生命，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外地归来，或从国外归来，不先回家看妻儿，而是先到学校看师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头扎在办公室里，而是常到学生寝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学生谈话。每周的“修身”集会，照例都给学生讲话，从国家大事到人格养成，从南开校史到校训校风，娓娓道来，入心入脑。周末也常常与学生在一起，或观摩学生排演话剧，或站在学生堆儿里观看球赛。新生入学，他能很快记住学生的姓名。南开中学满千人之前，张伯苓几乎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况。对于具有特长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会格外给予关注。他把关爱、体贴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规劝、一份理解，不只传递着温情和鼓励，也蕴含了学生在课堂未必学得到的人生秘诀。当然，他对学生的爱，更多还是体现在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上。南开以学生社团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闻名。正如周恩来所说，南开的教育是自由活泼的。当时的南开教育不是现在的“应试文化”，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学生适应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中曾说，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终把教师放在重要地位
张伯苓是教师出身的职业校长，深知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南开大学初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是教师的朋友，尊重教师，善待教师，让教师当家作主，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要求南开各院系都要有相当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组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同时强调选聘和引进人才要坚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的标准，而不能“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张伯苓的教师观影响了几代南开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南开重视选拔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良好风尚。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晚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张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的经验，认为南开在这方面确有极高的成就。所谓“予以教研环境”，无非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于青年学者健康成长，当今创新人才呼之难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导向和教育价值观上。
强调“三不”办学主张
独立的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办学特色。张伯苓注重从自有的资源出发，突出特色和精品，坚持把适应和引导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构建有特色的学科和创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坚守办学的底线，控制发展规模，量力招生，绝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他公开申明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校，不以办学为致富之门，不以办学为狩官之阶；三曰不假——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南开凭此“安身立命”，也赖此赓续不衰。
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成就，在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的记述。为了尽可能将一个全面、立体的张伯苓展现给读者，笔者多年埋首于故纸堆中，无论朝夕，孜孜矻矻，广事搜求。不仅获得了大量书刊资料，而且发掘了大量档案秘籍，仅未刊的张伯苓函札即多达3000余件；不仅追寻张伯苓的国内足迹，又远赴哥伦比亚大学访查张伯苓留美轶事，还从校友中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丰厚基础上，爬梳剔罗，辨析考证，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可靠。“年谱长编”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尝试，加入历史真象的细节探究与剖析，还原谱主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融史料与史识为一体，以期凸显年谱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功能。
“年谱长编”或可成为真正认识张伯苓的资源，成为学习借鉴张伯苓办学精神的宝库。面对时下“娱乐化解读”历史人物的流风，耐心读一点年谱之类的书，也许是一味不错的清醒剂。

㈧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年来的变迁。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建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北京建立内的第一所公立学容校，也是崇文区第一所中学。十一中的建立是经北京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纳入1950年市府年度工作计划中实施完成的，它是在彭真、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直接关怀下，特地在龙须沟地区为南城劳动人民兴建的一所中学。校址在南城药王庙内（即：崇文区东晓市大街101号）。党和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学校干部和师资的配备工作，选派了我国著名中等教育专家傅任敢先生为第一任校长。

㈨ 北京市所有中学排名

北京市重点初中前十名列表（初中排名）
一、北京四中（西城区）

北京市第四中学，简称北京四中（BHSF），是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也是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北京市第四中学创建于1907年，初名顺天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28年，改名为北平市市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改名北京市第四中学；2002年增设国际部；2005年与北海中学合并。
截至2013年9月，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中部共有近30个班级，学生数1153人；截至2012年，北京市第四中学初中部共有20余个班级，学生数1200余人。

二、人大附中（海淀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简称人大附中，是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该校成立于1950年，是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中学，多次荣登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所公布的中国高中排行榜排名首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先后被授予“北京市高中示范校”、“全国劳技教育先进校”、“全国现代教育技术示范校”等称号，2007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拥有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以及开展国际课程的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等多家知名分校。
截至2012年，学校有本部和人大北校区两个校区，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国际部三个教学序列，在校学生4500余人。
三、北师大实验中学（西城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前身为师大女附中。学校是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中国教育部和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中学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
截止2014年年底学校有高中32个教学班，初中23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453人；外国留学生107人。
四、北京二中（东城区）
北京市第二中学，简称北京二中，是北京市示范高中，前身是清朝左翼宗学，创建于1724年。学校处在北京市的中心区域，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内务部街，师资雄厚，教学设施先进、全面，在社会上拥有良好声誉。每年，超过95%毕业生考入第一批重点大学，六分之一左右的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中先后与11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校建立了友好关系。
五、北大附中（海淀区）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The Affiliated High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是北京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校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全国先进体育传统基础学校。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于1960年，前身为1951年开办的“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7年，“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改制为“北京市104中学”；1960年，“北京市104中学”改为“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截至2010年9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占地70亩，建筑面积65000平方米；共有高中教学班34个，初中教学班16个，学生共2500多人；在岗教师188人。
六、北京80中（朝阳区）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市普通高中示范校。学校为初高中分址办学，初中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白家庄，占地约50亩；高中示范校校址坐落在朝阳区望京科技开发区，占地141.6亩。学校先后被授予“北京市德育先进校”、“北京市科技活动示范校”、
“北京市体育运动（田径）传统项目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校”和“北京市校园环境示范校”等荣誉称
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创建于1956年，是北京市示范高中和朝阳区唯一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截至2011年，初高中学生共有3000多名、港澳台学生和外籍留学生近300余名。
七、北京八中（西城区）
北京市第八中学，简称北京八中，最初由1921年建立的私立四存中学和1947年建立的北平市立八中发展而来。1949年，两校合并为北京市第八中学。
北京市第八中学是北京市的一所公立完全中学，也是首批北京市示范高中之一。1985年设立了超常儿童教育实验班（简称少年班）。
截至2009年，北京八中已经成长为一所含有高中、初中、超常教育实验班共有学生近3000人的市属高中示范校。学校总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其中高中部占地3.2万平方米，初中部占地1.3万平方米。
八、北京五中（东城区）
北京市第五中学（Beijing No.5 High School）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为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首都文明单位，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学校。
截至2015年5月，北京五中总占地面积达到3376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32937平方米。
截至2015年，专任教师136人，其中有9位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11人，区级骨干教师30人。其中高级教师65人，占教师总数的48%。
九、师大附中（宣武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北师大附中，是教育部直属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附中，北京首批市级重点中学、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北京师大附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01年的五城学堂，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中学，是中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北师大附中占地面积4387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8078平方米，截止到2014年学校共有在校学生2453人；外国留学生107人，在职教职工245人。
十、师大二附中（西城区）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始建于1953年，简称北师大二附中、师大二附，创办于1953年9月1日，是北京市示范性高级中学、教育部直属重点学校、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有32个教学班，在职全体教师152人，学生1500余人。分为初中部、高中部和国际部。

以下是十名以外的学校

北京101中（海淀）

汇文中学（崇文）

首师大附中（海淀）
景山学校（东城）

北京15中（宣武）

育英中学（海淀）

北京12中（丰台）

北京161中（西城）

㈩ 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苓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4月5日清明节，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冥诞。我以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寄托“心祭”。那一个个方块字，似乎都化成了与这位教育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轻声细语。
张伯苓先生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从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讲台，创办新式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历经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独特办学理念，为把南开做成“私立民有”的学校不懈求索。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从南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叶笃正、刘东生、张忠谋（台湾台积电董事长）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梁启超曾说：“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孙中山也称赞：“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美国教育界评价张伯苓：“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是在旧时代办教育，在复杂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国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临的生机与命运，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张伯苓要办私立教育，没有政府投入和纳税人供给，独立支撑一座学府，经费就是头等难题。1934年，张伯苓写给南京教育部的报告中曾经慨叹以私立学校有限之财力，“十五年来，屡感竭蹶”。张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说过，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而张伯苓没有这些条件。我深深知道，张伯苓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困难。张伯苓也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即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棵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实，要克服办学困难，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扩大招生名额，增收学费，或者卖文凭，开“后门”，南开立马会有转机。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坚决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张伯苓就是这么一个人，乐观、进取、知难而进。每遇挫折总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请他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他当天津市长，他都婉辞不干，依然矢志不渝地带领南开前进。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南开被炸毁，校园被日军盘踞，师生四散。面对如此惨局，张伯苓在悲痛中奋然表示，只要举国抗战，南开被毁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当时《中央日报》发表社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这一张大报，破天荒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坚定的教育信念，是张伯苓实现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坚定的教育信念，又来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执著期盼和岿然不动的定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就说过，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国之觉悟之崛起”。张伯苓的全部教育奋斗史即立足于此。
把教育的情爱播撒校园
学校是张伯苓的第二生命，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外地归来，或从国外归来，不先回家看妻儿，而是先到学校看师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头扎在办公室里，而是常到学生寝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学生谈话。每周的“修身”集会，照例都给学生讲话，从国家大事到人格养成，从南开校史到校训校风，娓娓道来，入心入脑。周末也常常与学生在一起，或观摩学生排演话剧，或站在学生堆儿里观看球赛。新生入学，他能很快记住学生的姓名。南开中学满千人之前，张伯苓几乎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况。对于具有特长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会格外给予关注。他把关爱、体贴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规劝、一份理解，不只传递着温情和鼓励，也蕴含了学生在课堂未必学得到的人生秘诀。当然，他对学生的爱，更多还是体现在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上。南开以学生社团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闻名。正如周恩来所说，南开的教育是自由活泼的。当时的南开教育不是现在的“应试文化”，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学生适应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中曾说，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终把教师放在重要地位
张伯苓是教师出身的职业校长，深知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南开大学初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是教师的朋友，尊重教师，善待教师，让教师当家作主，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要求南开各院系都要有相当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组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同时强调选聘和引进人才要坚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的标准，而不能“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张伯苓的教师观影响了几代南开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南开重视选拔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良好风尚。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晚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张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的经验，认为南开在这方面确有极高的成就。所谓“予以教研环境”，无非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于青年学者健康成长，当今创新人才呼之难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导向和教育价值观上。
强调“三不”办学主张
独立的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办学特色。张伯苓注重从自有的资源出发，突出特色和精品，坚持把适应和引导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构建有特色的学科和创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坚守办学的底线，控制发展规模，量力招生，绝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他公开申明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校，不以办学为致富之门，不以办学为狩官之阶；三曰不假——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南开凭此“安身立命”，也赖此赓续不衰。
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成就，在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的记述。为了尽可能将一个全面、立体的张伯苓展现给读者，笔者多年埋首于故纸堆中，无论朝夕，孜孜矻矻，广事搜求。不仅获得了大量书刊资料，而且发掘了大量档案秘籍，仅未刊的张伯苓函札即多达3000余件；不仅追寻张伯苓的国内足迹，又远赴哥伦比亚大学访查张伯苓留美轶事，还从校友中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丰厚基础上，爬梳剔罗，辨析考证，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可靠。“年谱长编”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尝试，加入历史真象的细节探究与剖析，还原谱主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融史料与史识为一体，以期凸显年谱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功能。
“年谱长编”或可成为真正认识张伯苓的资源，成为学习借鉴张伯苓办学精神的宝库。面对时下“娱乐化解读”历史人物的流风，耐心读一点年谱之类的书，也许是一味不错的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