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虐杀

Ⅰ 日本中学生知道南京大屠杀吗

因为学校关系我跟很多日本学生有交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专这种事有不同的看属法，有的认为日本曾经走军国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并且认为来攻击中国是正确的，也有的认为他们做过了很坏很错的事情应该道歉。看法都不一样还有个有次拿着多少人被杀多少人被XX的数据问我说你是怎么想的......

Ⅱ 写给日本中学生的一封信——《南京大屠杀不能忘记》急啊~~~~~

注：二年十班的盆友们莫要借鉴此文 ——春瑶
日本的少年朋友们：
你们好！
说到日本，我会想起高耸的富士山，想到漫天飞舞的樱花，想到令人垂涎欲滴的热腾腾的关东煮。但是，我却也同时想到那段令人不愿回想、不忍回想，却不能不铭记在心的历史。因为，那是我们──一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段耻辱……
也许你也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可我想，你对它的感触远不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南京，有一座纪念馆，就叫做“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里面，珍藏着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也替每一个中国人刻骨铭记着那段让人不堪回首的历史。
记得广岛曾经遭受过美国原子弹的轰炸，那惨不忍睹的景象至今让你们痛恨不已，都会激起同样的义愤与悲伤。这是他国强加于人的悲剧。这是丧失人性的事件，每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都会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
可是，你们知道吗？七十五年前，你们的祖辈也曾经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用武力侵犯我国领土，肆意屠杀中国人。那是1937年12月，日军攻陷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于是，南京人民的灭顶之灾也就开始了。日军脚步踏过的地方，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宁静，留下的只有血腥。
在短短的6周之内，就有30多万无辜的中国士兵和平民活生生地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他们，被当作日军练习刺刀的靶子；他们，被日军当作嬉戏玩弄的玩偶！更有甚者，日军竟冲进了由红十字会和其他国际和平组织设立的“安全区”，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把“安全区”变成了黑暗、悲惨的人间地狱！
也许，你会觉得我是在说故事，因为那听起来似乎太不真实了。的确，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残酷到令人匪夷所思。我甚至多么希望它们真的没有发生过！可是，它们是真的发生过了。那次南京城内、长江岸边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真的令人痛心地不忍去看……
曾一度引起轰动的教科书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记载日本历史的新教科书，否认了南京大屠杀，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一般的战争，并非大屠杀一类的事件。
我们真心希望日本政府也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诚恳道歉，然后放下包袱，真正获得亚洲人民的信任。我们不怀疑那些虔诚地拜倒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的日本人。我们敬佩那些为了披露侵略真相而奔走的日本人。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正视历史，虽然我们已经离这段历史很远了，但是我们不希望这场悲剧再次重演。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记住：樱花虽美，勿忘国耻！

Ⅲ 给日本中学生的一封信300字作文

日本中学生:
你好!
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你们知不知道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也许你们不知道吧，现在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梅奇牧师、贝德士教授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但是，“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 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于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 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
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同时，12月21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 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一的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29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受押待刑之际，向花山信胜教授忏悔说∶“南京事件，可耻之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
虽然我们已经离这个事实很远了，但是我们不希望这场悲剧再次重演。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记住：樱花虽美，勿忘国耻！

Ⅳ 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其目的何在。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要做的自然就是热爱祖国，长大后报效祖国，是祖国更加富强。至于日本，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Ⅳ 当你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你想对现在的中学生说什么

纪念逝去的先人,我们唯有牢记历史，不忘记过去的屈辱，知道只有强大才能不受屈辱，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实现强国梦，

Ⅵ 历史不应忘记——南京大屠杀 中学生论文 速度，，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四十万三千零七十一位，倒在鲜红的血中，倒在机枪的扫射下，倒在一把把刺刀下，倒在空中落下的炸弹下，我们为那四十万三千零七十一位人感到悲伤，我们对在我国进行多次屠杀的日本军队感到痛恨。日本军队，这丧心病狂的恶魔，你们可真是心狠手辣。
回想那一次次的屠杀，每一个都使我们后人想那杀了几千人的指挥刀，至尽不肯回改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屠杀中，南京大屠杀是最使人感到可怕，不堪回首。而我今天，走进了一九三七年，看见了南京大屠杀的情景，那不讲信用的日本鬼子，说什么绝对捕杀俘虏，可是他们言而无信，我们的南京人民都投靠于日本，可是，上部传来了命令，把所有南京来的俘虏人民一一杀死，结果，那几千人又白白的身亡了！那时主席是蒋介石，他拥有很多得人力，拥有飞机、战车、坦克……可是，蒋介石不出兵，下令不要阻止日本人，其中，有八十人，挺身而出，可是没有援兵，始终无能为力。我们痛恨日本人，痛恨日本军队，痛恨日本帝国主义。
所有的中国人民，我们国家不是一只永远沉睡的狮子，我们是后来人，要努力，相信，我们这只亚洲雄师的吼声，可以震撼整个地球，不用受别国的屈辱，为这个目标，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自强勤奋，博爱健康。
中国人民，为着这个目标前进吧！

Ⅶ 作为青年学生如何正视南屠的历史

1、提高民族团结意识，居安思危，增强国家安全意识。铭记历史并不意味着铭记仇恨，但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寻找先人的踪迹，并以此作为一个警告，用羞耻和勇气，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和强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人敢以任何方式侵略我们。

2、南京大屠杀以历史为教训，告诉现代人只有正义才是世界的主题。不可能想象邪恶统治的想法，并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伴随着正义的力量，中国在世界上逐渐崛起，这是对正义斗争的一个完美评价。

3、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教训。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东亚狼”的存在，并提醒我们要小心它随时会咬人的危险。我们不会入侵，但我们不会让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再这样做！

(7)中学生虐杀扩展阅读：

日本多地反省南京大屠杀罪行：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1周年，也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近日，为悼念大屠杀死难者并揭露侵华日军残忍罪行，日本有识之士于广岛、大阪、名古屋等多地举办纪念活动，呼吁人们铭记历史、开创两国和平友好的未来。

受主办方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之女常小梅来到日本，通过讲述自己父亲的证言，向日本民众揭露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时，整个南京城惨遭日军血洗。大量无辜生命被屠杀，有多少家庭为死去的亲人流尽泪水。”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也受主办方邀请，向日本民众介绍了西方记者、传教士、外交人员等所记录的南京大屠杀相关报道、影片、史料等，通过当年国际社会的视角揭露了侵华日军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民众及强奸妇女、掠夺财物等残酷行径。

很多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表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血淋淋的亲身经历以及当时的影片、报道等如山铁证所揭露的残忍真相令人感到非常震撼。

Ⅷ 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中学生应该怎么做

南京大屠杀，你还能怎么做？冲到日本屠杀东京？这种惨剧应该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而不是铭记什么无谓的仇恨，仇恨这种东西，只存在于个人之间，而不应该存在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集体最先看中的是利益因素，国家之所以洗脑大众，让大家仇视日本，是因为转移注意力法，让大家忘记内战是谁先敲响的，和增强对祖国的忠心……（我这么说，很真实了，可能愚人不会懂，咳咳，揭露真相的人总是会被当成异类，希望不会有人来查我水表吧。）

Ⅸ 我想要一篇写给日本中学生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

给中国人的报导
建议您可以先参考一下，在决定要写什麼
这样您的作业决对会比其它同学来的更好

2000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再次驳回原日本军士兵东史郎的上诉，并对东史郎判处50万日元的罚款。1月23日，一个右翼团体在大阪市所属设施的和平资料馆举办了“彻底检验20世纪最大谎言：南京大屠杀”的集会。这些事件引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反日浪潮，不少中国人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

然而这次反日浪潮的另一面，也显示出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对日本这样的民主体制国家的国情非常陌生，不懂得应该怎样与民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由于不理解日本的国情，很多中国人照搬中国政府的独裁作风来和日本打交道，结果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一、对西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不理解

在民主体制下的言论自由是双方向的，我们在获得批评别人权利的同时，也必须给予别人批评我们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我拼命反对你说的话，但我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西方式言论自由。然而不少中国人却把言论自由片面地理解为任意批评别人的权利。不少中国人在批评别人时，不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礼貌的辩论，而是以污秽的言词进行谩骂，甚至污辱对方的人格。尽管这些人在骂别人的时候尽情所为，可是却丝毫容不得别人的反批评。一听到批评自己的声音就勃然大怒，随意扣帽子打棍子，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剥夺对方平等说话的权利。

这种中国式的“大批判”作法，在中国行的通，可是搬到西方民主国家就行不通了。在处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问题时，很多中国人也不是采用以理服人的态度来对日方的论点进行驳斥，而是采用群起恶骂的方式。本来日本右派在日本国内的市场并不大，可是中国人的一通恶骂，反而引起了一般日本国民的反感，使一些本来不支持右派的人也转向右派了。

按照民主的原则，中国人要想拥有骂日本人的自由，也必须给予日本人骂中国人的自由。一些中国人也许会争辩说：日本人犯有侵略屠杀中国人的罪行，所以中国人有权骂日本人。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式想法。西方的人权观念要求我们尊重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敌人和罪犯。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对好人才需要尊重，对坏人则怎么污辱谩骂都可以。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无节制污辱谩骂的大批判场面，充分表现出中国老百姓对人权的理解方式。在西方国家中，对判死刑的杀人犯也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1947年远东国际法庭，判处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的松井石根大将死刑时，其判决书说：“本法庭最后判定：贵将军应为你的部下在中国首都南京所犯的屠杀罪行负责。。。”，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的词句。如果是中国人写判决书，大概要写成罄竹难书的罪状书了。

民主的方式是现代国际社会的通用方式，在处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问题时，我们也应该采用民主的方式。我们必须在承认日本右派有坚持自己观点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上，用以理服人的态度、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日本右派的错误观点和言论进行批驳。这样才能使日本右派言论在日本国内失去市场，也才能使日本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为用大骂特骂、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就可以“骂倒”或“吓倒” 日本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二．对西方法律体系的不理解

中国人对法律的理解和西方人大相径庭，最大的差别就在“有罪推论”和“无罪推论”上。在西方，对于一个证据不足，既不能证明其有罪、也不能证明其无罪的人，使用“无罪推论”原则推论其无罪。在传统的中国，对于一个证据不足，既不能证明其有罪、也不能证明其无罪的人，则使用“有罪推论”原则推论其有罪。”

中国人的“有罪推论”是宁可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只要有十分之一的犯罪可能性就要定罪，“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西方的“无罪推论”则是宁可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无罪可能性就不能定罪，“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也正因为中国传统上“有罪推论”的司法思想，使中国的冤假错案特别多。而西方国家则很少听说冤假错案。

由于中国人对法律持“有罪推论”的想法，因此在收集对方的有罪证据时马马虎虎，仅凭一些不完全的证据就去控告对方。这导致不少中国人在外国打官司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当外国法院因证据不足判定对方无罪时，中国人往往气愤不已：“怎么有那么多证据法院还要偏袒对方？”。这反映出中国人不理解西方“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的执法思想。

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中国人也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也许是中国人搞假搞惯了，在南京大屠杀这样严肃的国际问题上也要掺假，随意搞出一个死者30万人的数字。本来南京大屠杀是真有其事，结果被中国人掺入很多“假料”，反而搞成真假难辨了。中国人说：“不要在数字上争执，反正你们杀人了，杀了人就要认罪”。而日本人则说：“你们说杀了30万就要拿出30万的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诬陷”。日本的右派之所以敢提出“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的口号，也是钻了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掺假的空子。

中国人要想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南京大屠杀问题，就应该去认认真真收集日军的罪证，一个有力的证据比一万句恶骂更有份量。如果还是马马虎虎，仅凭一些不完全的证据指控对方，倒有可能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因为在西方是“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中国人和西方人打交道时，应该充分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法律观念上的差异。

三、对西方国家政府职能权限的不理解

中国政府是包办一切的独裁政府，在中国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或默许，是不可能搞任何纯民间集会的。于是很多中国人把自己的国情套用到日本，指责这次日本右派集会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默许，要求日本政府取缔日本右派的民间集会。这显示出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府之职能权限的不理解。

日本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政府无权禁止国家公民举行的非暴力集会。因此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取缔右派的集会，就意味着要求日本修改保证公民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民主宪法，就是要求日本政府变成中国政府这样的独裁政府。本来大部分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没有多少人支持“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的观点。可是中国人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右派集会，造成中国要扼杀日本言论自由的感觉，引起日本国民的普遍反感，使不少本来不支持右派的人，也加入了右派的行列。

在民主国家中，民间团体可以持有完全不同于国家政府的政治见解。我们不应该根据某个民间团体的偏激主张，就推论日本政府是这种偏激主张的后台。中国外交部长唐家旋向日本驻中国大使提出抗议时，日方表示：“日本政府一贯认为日本军进入南京城以后，造成了包括普通市民在内的非战斗人员伤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政府的这一态度并没有改变，并且很多日本国民也持相同看法，希望中国给予理解”。

日本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民选政府，完全不同于中国权力无限的独裁政府。这次日本右派在大阪的民间集会，应该说与日本政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日本政府也没有干涉大阪市内部事物的权限。大阪市市长是由大阪市民选举产生，日本首相无权任命或撤换大阪市长的职务。此外还有人给日本天皇写公开信，更是不理解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中，天皇是无权过问政事的象征性存在。

另外这次日本法院判处东史郎败诉时，一些中国人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这也是没有理解日本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日本政府无权干涉司法。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被刺事件，可以作为日本司法独立的一个很好例证。

1892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日本时，受到日本政府的盛大欢迎。可是在尼古拉访问日本各地时，却被一名负责警卫的警察劈头砍了一刀。幸亏尼古拉所戴的礼帽特别厚实，才没有丧命，但也受伤不轻。现在日本的博物馆中还陈列着一块沾满尼古拉鲜血的血手帕，后来这块血手帕被俄国用来作为 DNA鉴定沙皇尼古拉二世尸骨的最重要依据。

尼古拉被刺的消息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天皇亲自出面赔情道歉，日本政府答应一定严惩凶手。在审问那位警察刺杀尼古拉的动机时，该警察说：“尼古拉到日本各地东看西看，一定是想刺探日本的情报，因此产生了刺杀尼古拉的念头”。日本政府本想尽快极刑处决该警察来宁人息事，以免俄国用此事为由对日本进行武装报复，因为当时日本还远不是俄国的对手。可是该案件送到日本最高法院时，当时的最高大法官却说：“该警察犯的只是杀人未遂罪，按照日本法律不能判死刑”。最后该警察只判了一个有期徒刑。由于当时日本已经实施了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日本政府无权直接干涉司法，只好向俄国解释日本法院的判决。在此情况下，俄国人也表示了对日本独立司法体制的理解，并没有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

由于日本政府不象中国政府那样有权干涉一切事物，所以在处理中日两国历史纠纷时，我们应该理解日本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右派集会和东史郎案件都不在日本政府的权限范围内，向日本政府提抗议也是无济于事。日本议会才有权禁止日本右派进行民间集会，日本最高法院才有权判决东史郎案件。

四、对西方国家独立舆论体系的不理解

中国的报纸杂志均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中国政府完全控制着社会舆论。所以很多中国人自然地推想到日本政府有意控制社会舆论，指责日本政府不对日本人民进行侵略罪行的宣传教育，试图不让日本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体现出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独立舆论体系的不理解。

日本政府并没有自己的宣传喉舌，既没有官方报纸，也没有官方杂志。日本的NHK 广播电台，也只能算是半官方的。日本的社会舆论是不受官方控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专门从事社会舆论宣传的机构和部门。日本的选举是选举人自己筹资搞宣传，政府并不承担任何宣传竞选的费用。因此我们无法要求日本政府举办南京大屠杀展览之类的宣传活动，来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

由于中国的教科书是由中国政府编写的全国统一教科书，所以很多中国人也推想到日本政府在编纂教科书时，有意隐瞒篡改历史，为过去的侵略罪行开脱。这也是一种对日本教育体制的不理解。

日本政府并不负责编写教科书，日本也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学课本，日本的中学课本都是民间出版社编写的。由于日本的中学课本也属于商业性书籍，竞争非常激烈，编写得不好的中学课本没有学校选用，出版社就要倒闭破产。现在日本比较流行的中学课本有六种，都是民间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文部省只是对各种中学课本进行一下“检定”，即审阅一下有没有重大的问题，并不进行过多的干涉。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有的中学课本中有记载，有的中学课本中没有记载。各个中学有权自由挑选自己认为合适的中学课本，国家并不对此进行干涉。

五、怎样解决中日的历史问题

与民主国家打交道的关键在于争取该国的民意，而不是对该国政府施加高压，因为民主体制的政府必须尊重民意。日本政府在外交方面必须听取日本人民的民意，如果大多数日本人都赞成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向中国道歉，日本政府为了争取选票，自然会采取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向中国道歉的强硬态度。相反如果大多数日本人都反对否认南京大屠杀，赞成向中国道歉，日本政府也自然会向中国道歉。所以在解决中日间历史问题上，中国最应该作的是争取日本的民意。

中国应该主动到日本去争取大多数日本人民。右派举办各种集会演讲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就应该主动到日本去宣讲南京大屠杀的事实，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去日本举办个人演讲会和展览会，通过事实使日本人民真正认识到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这样中国才能得到日本人民的真心道歉。如果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只是一味地谩骂，就会反过来帮助日本的右派争取民意。如果日本右派争取到足够的民意上台掌权，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让中国人满意的结果。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week.com/html/74.htm